秦汉时代考古,二零一四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北京,100191)

晏昌贵根据对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的重新照相时发现“北方”而确定的地图上南下北方位,对地图内容进行了重新复原、释读,并提出了其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认为其主要表示东柯河、永川河及永宁河上游的花庙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千米、南北约50千米,计2000平方千米,该地图绘制早于墓葬下葬,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为墓主生前使用地图,各图反映地域的大小或系墓主生前职掌地域范围变化之故,郑威依据新公布简文论证认为新武陵当为洞庭郡治。陈松长释读了岳麓秦简中出现的几个令名,李国强确定了先农的田祖原型及其与其他农业神的整合过程,区分了先秦时代十月腊祭和十二月蜡祭的功能特征,指出周家台祠先农简中的禾、黍均源于北方粟作农业,与楚地稻作农业无关,楚地先农祭是秦人强权文化一统天下和秦人国家宗教征服楚地信仰的见证(《中国文化研究》2期),史达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应附于《廿七年质日》末尾,为一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而“爽”可能是曾任江陵县丞的《质日》拥有者的下属[《湖南大学学报》4期],沈刚认为秦简中的吏仆与吏养分指驾车和炊事人员,其来自徒隶而偶有戍卒,有特殊技能工匠不能任吏仆。李洪财认为岳麓秦简中的从人是一种“级别较高”的特殊犯人,可能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主张合纵反秦的人,并对秦的从人管理进行了考察,周海锋从新出秦简中的礼俗分析出发,认为秦代对礼俗的重视反映其治国是礼、法并行而非唯法是从(《中国文化研究》2期),杨艳辉、张显成提出简帛文献整理应组建文史兼备的专家库以减少释读欠妥的现象,并制定文字隶定和释读标注的体例,以防释文标注不严,并应辨明文献文句的层次,厘清句间逻辑,以防释文标点不当[《南通大学学报》4期]。

  第一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形制,将其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砖(石)室墓两种类型。第二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随葬品,以陶礼器、模型明器和生活容器作为典型器,分析其类型、演变及共存关系。第三部分,根据典型器物的形态演变序列,将南阳地区汉墓分为西汉早、中、晚、新莽、东汉前、后六期。第四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文化因素属性,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与汉文化相关,内涵复杂,乙组代表本土传统,较为单纯,丙组集合了豫北、关中、长江下游三种外来文化因素。第五部分,讨论两汉不同阶段,三组文化因素的互动与融合。将南阳汉文化的形成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衰落期三个阶段。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整合在第一阶段已基本完成,而表象层面的彻底整合直到东汉后期才得以实现。第六部分,结合文献探讨南阳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提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与汉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大一统进程基本吻合,代表了汉代政治核心区的汉文化形成模式。

3长城与边城

 

遗址

 

3其他墓葬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保训》是一篇久已失传的儒家文献,由于竹书所载文王讲述的故事涉及了地中变迁的珍贵史料,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竹书中的关键文字“埶”应正读为槷表之“槷”以及“测阴阳”意即立表测影的天文传统的考证,揭示了早晚地中变迁的历史,并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湮灭无闻的重要史实。

墓葬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

边疆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810)

3丝绸之路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

段清波探讨了秦汉帝陵外藏系统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关系,张文江、关欣认为,之前判断为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神禾原大墓墓主应是汉代恭哀许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杨武站认为西汉皇后在帝陵中的埋葬位置虽有制度,但与其去世时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胡小玉认为汉阳陵的墓葬系统具有内在的系统性构建,朱晨露认为傅皇后墓园应当是哀帝为董贤预做的“寿墓”(《考古与文物》2期),梁安和认为西汉帝陵不存在宗庙祭祀排序中的昭穆制度(《秦汉研究》10期),丁岩认为西汉帝陵的位置选择与血统有一定关联(《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刘卫鹏认为汉武帝茂陵的位置正处于关中通往西北两条大道交叉之处,与设置在东南的粮仓和细柳营遥相对应,组成了长安城西北的重要屏障(《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徐卫民对秦汉帝陵制度与社会问题、闫华军对帝陵陵邑问题、胡小玉对汉阳陵墓主系统的象征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王子今注意到了汉阳陵外藏坑出土食物中的海产品问题(《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陈静、罗瑾鑫分别对汉代和两汉帝陵的演变做了新探索(《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中国古人圭表致日的传统建立了影差寸千里的度量地理距离的原则,也就是说,于夏至日的正午立八尺之表测影,如果两地的影长相差一寸,则意味着其间的距离相距千里。这一原则虽然存在误差,但这毕竟是古人认识的客观反映。而在中国的早晚文献中,有关地中的测影记录确实保留着长短两组不同的数据,其中见于《周髀算经》的早期影长为1.6尺,而见于《周礼》的晚期影长则为1.5尺。根据西汉时期人们使用同一种尺子在嵩山及其以北地区所测夏至影长而分别得到1.58尺和1.48尺的结果分析,早期文献所载夏至正午地中日影的一寸之差事实上正体现着早晚地中南、北距离的差异,而汉代于南、北不同地点的测影工作应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早晚地中变迁的记忆。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清理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的墓葬6座,辽宁营口发掘两汉之交墓葬4座,甘肃环县清理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2座(《考古与文物》2期),河南登封发掘东汉早期墓葬1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湖北郧县清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新莽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山西太原发掘东汉中晚期墓1座,河南孟津发掘7座东汉晚期墓,孟津卅里铺发掘2座大型东汉晚期墓,发掘者判断其与大汉冢帝陵陵园无关,为晚期迁到该地的墓葬,河南淅川发掘东汉中期或略晚墓葬21座,河南洛阳瞿家屯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1座,河南淅川马岭发掘33座从新莽至东汉晚期墓,广东徐闻凸仔岭发掘1座东汉后期墓,辽宁鞍山调军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3座,湖南郴州清理东汉晚期墓1座,陕西西安发掘东汉中期、东汉末年墓葬各1座,江西南昌清理东汉晚期墓葬1座,甘肃临泽清理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墓葬5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四川乐山发现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大型崖墓1座,北京大兴三合庄清理东汉墓9座(《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江苏淮安清理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时期位于同一土墩下的墓葬97座,湖南长沙清理东汉墓葬2座,北京丰台石榴庄清理汉墓2座(《北京文博文丛》2期),重庆巫山清理东汉墓10座,新疆和硕清理东汉墓4座,西安临潼北庄发掘7座东汉墓葬。

唐友波

耿建军分析了徐州汉代采石遗址后指出,该遗址主要开凿两种石料,即小长山开采石板和云龙山开采塞石(《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是2016年度出版的一部重要秦汉考古论文集,其精选收录了2014年在江苏徐州召开同名国际会议上学者所提交的有关汉代帝陵、诸侯王墓、列侯墓、土墩墓、汉代文物等方面的论文40篇,集中探讨了汉代陵墓考古的各个方面,是汉代陵墓考古的一部专题文集,有关论述既是对以往成果的总结,同时也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浙江汉墓》、《新郑坡赵一号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鲁山杨南遗址》、《临泽沙河汉晋墓葬》、《长沙考古文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等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长安》、《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秦漆器研究》、《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等研究专著的出版,不断推动着秦汉考古研究向前发展。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吉尔赞喀勒墓地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曲曼村东北塔什库尔干河西岸的吉尔赞喀勒台地(又称曲曼墓地),墓地临河、环山,墓地地表人为铺有大面积错落有致形似“明暗光线”的黑白石条。墓地分为A、B、C、D四个区,2013年,发掘了A区墓葬3座(M1、M2、M4),B区墓葬6座(M10—M14、M24)。考古发掘发现墓葬形制结构、出土遗物、以及葬俗等均表明,该处墓葬文化内涵有着强烈且内容形式多样的光明(火)崇拜特点。出土陶器类型与碳十四测年数据均表明墓葬年代为距今2500年左右。

责编:韩翰

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

4聚落遗址

——兼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

印章、封泥

《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

砖铭、瓦当

  汉代的南阳地区包括了今河南省南阳及湖北省襄樊的北部,是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核心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画像石被学界关注至今,这里发现了数千座汉代墓葬,涉及阶层上至权贵富绅,下至平民大众,埋葬年代贯穿两汉。这些丰富的发现为全面研究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南阳地区汉墓的综合考察,结合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探讨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发展历程及其形成模式等问题。本文共分为六部分。

耿庆刚根据最近资料判断西安韩森寨秦墓的墓主当为秦昭襄王悼太子之墓,王望生在介绍西安一座中型偏小秦墓后,从该葬器物中陶罐置于耳室,陶蒜头壶、茧形壶、鼎和盒分置棺前外两角,陶博局、骨棋子和铜镜均置于棺内前部的位置出发,认为铜镜和陶博具是墓主生前常用物(《秦汉研究》10期)。

 

基于多年积累的大量汉墓资料,综合研究不断深化。宋蓉在将关东分为东西部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标准进行分区,据不同类型墓葬文化因素构成和墓葬规模变化,探讨了政治因素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揭示出各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格局和郡国分治问题(《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蒋璐在将北方地区汉墓分为六期后,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等的差异,归纳了相关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并对北方地区汉代居民构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王子今指出西汉上郡武库位置险要应与上郡地处北边防线居中位置有关,其虽距前沿有一定距离,但可通过秦直道完成作用的实现(《秦汉研究》10期)。潘玲就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应该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再次回复而非凿空(《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夏凡以丝绸之路的宗教艺术为视野,对新疆有品乐器的渊源、发展及其与宗教艺术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世界宗教文化》3期)。

冯 时

自确定秦汉时期仍存在土墩墓后,相关的研究陆续展开。胡兵对江苏淮安王庄墓地的分析揭示了土墩墓的区域分布及相关问题,王婷以湖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分析了土墩墓内墓主的关系,秦宗林、束家平指出扬州地区已发掘汉代土墩墓的墓室均为近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张翔宇、朱连华根据西安北郊地区秦汉墓方向的差异和变化,认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应有大量关东移民存在;刘振东分析了汉代墓葬中的棺种类和变化;雷安迪在分析了越南发现汉代船棺葬后认为,该地船棺葬的习俗可能源自南中国和越南北部,而越溪M2大致在公元前250~前150年(《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尊志分析了东汉之前对西汉墓葬的破坏问题[《南开学报》5期]。吴桂兵分析了汉晋时期中心和边远地区的多人合葬传统,单月英分析了东汉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分布、特征与葬俗的变化(《两个世界的徘徊》)。

宋  蓉

张文平在长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对居延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居延都尉府的治所当为K688城西南的K749城,并赞同李并成居延县为绿城的观点。王璞对疏勒河流域甘肃境内古烽燧进行了分析,李硕确定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位置,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的下层为西汉晚期,上层的年代可能已进入西晋。

 

刘庆柱在1988年初版《长安春秋》的基础上,根据近三十年来不断增加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汉长安城营建、形制、布局,到宫殿、离宫、礼制建筑、陵墓陵邑、治安管理、文化交流、经济、文化面貌等方面,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全新而系统的阐释。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考古发现,指出汉长安城的形制继承了先秦宫城崇方的传统,对后世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长安城中多宫城的“亚宫城”体现了古代帝国时代初期的政治历史特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黄留珠指出汉长安城城墙形状为“斗城”的认识为附会之说,刘振东认为文献中的“长安市”特指长安东市(《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

 

王文静以1990~2010年出土或首次公布的战国有铭秦兵器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战国秦兵器的类型与监造体系和秦文字特征[《长江大学学报》8期]。韩建武考释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6件有铭铜器、银器,指出高陵君鼎为第一件秦国纪年铜容器(《西部考古》12期)。张天恩在主编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中,第一次全面收集了收藏于陕西各地文博单位的秦汉铜器,不少青铜器器形铭文为首次刊布(《陕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刘瑞梳理了学者对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和用途的研究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钱彦惠从大云山汉墓出土器铭出发,认为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在府库自造器的同时出现郡国工官;西汉晚期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潘天波考释了长沙望城庙坡山汉墓出土漆器上的相关文字(《中国书法》22期)。李零在介绍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干支仪的用法后,梳理了秦汉干支筹等类器物的出土和使用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宝才介绍了法国发现的与伯希和有关的1件鸟篆文铜壶,指出其当为西汉中期铸造,曹锦炎、李则斌释读了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的越国鸟虫书錞于文字。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的中方竹子园战国至西汉墓葬虽仅11座,但发掘者指出其仅是大墓区中最晚的一个小墓区,通过其与整个墓区的对比,可见沅水上游地区战国晚期到汉代早期的墓葬演变(《湖南考古辑刊》12辑)。张翔宇指出河南淇县大马庄汉墓具有明显的豫北地区汉墓特征(《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吕健、林益华以徐州万达M6为中心考察了汉代权厝与祔葬的关系;林俊雄认为前斯基泰—匈奴墓葬其与当时帝陵的相似性要远远多于其与以前游牧贵族墓葬的相似性;刘兴林在梳理资料后对汉代墓葬封土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在西汉晚期封土墓得到大的发展(《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南阳地区汉代墓葬研究

遗址

 

韩维龙在河南鲁山杨南遗址报告中系统报道遗址发掘的房屋、水井、灰坑等汉代遗存,该处还发现判断为烧制板瓦、筒瓦和井圈并兼烧陶罐、陶盆的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的陶窑作坊。刘尊志分析了秦汉时期一般庭院的内容和房屋布局(《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赵德云提出汉代基层聚落研究应包括的相关内容(《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海旺对河南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进行梳理后认为,以县城为中心,聚落分布较密集,聚落规模、等级有明显差异,指出一户一井是汉代聚落的最明显特征,认为中原地区汉代聚落可代表汉代聚落的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秦汉简牍

 

兰德省等人对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新出的陶文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部分新征调来的地方民营或市亭制陶作坊的陶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顾翔从秦陶文出发探讨了秦文字的隶变和秦统一后的书同文问题。

《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冯时(129)
南阳地区汉代墓葬研究——兼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宋 蓉(157)
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 …………………………………………凌文超(187)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229)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唐友波(253)

徐超公布了调查获得的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汉代城址情况(《北京文博文丛2016》),田小红等介绍了在新疆奇台县对石城子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指出其城址完整、房址保存较好,应为研究两汉时期管理西域的重要实证(《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此外,邝桂荣对南越国都城番禺城、陈泓钧对广州秦汉考古中出土的番禺铭文进行了研究(《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陈泽泓认为汉灭南越之后,虽然岭南政治中心西移,但番禺仍在持续发展,郑君雷对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珍继续开展了对广西秦城的探索(《广西博物馆文集》11辑)。

凌文超

许卫红、苏庆元根据秦都咸阳城遗址功能区的分布,认为咸阳的西界不在长陵火车站,后根据该区瓮棺差异,并据夯土建筑、水井、排水管道的分布,提出咸阳西界的南段点应在长陵车站长兴村西不远处,据2014年勘探所获冶家台秦道路、宫殿区以北沟渠遗迹等材料,推断北段点在海拔420米左右的黄家沟与路家坡之间。肖建一根据秦墓分布规律,认为秦咸阳若有外郭城,则其应在南北长约14.6千米、东西宽约6.8千米的范围之内,长宽比近秦始皇陵内外城垣比例,或为秦始皇时期修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以揭剥图、盆号、清理号等考古学整理信息为首要依据,结合简牍形制、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将采集吴简中的库钱简视作独立的材料进行文书学复原整理,辨析某类簿书所含的简牍,关注簿书的原始状态和内部联系。通过吴简文书学研究,不仅发现揭剥图、盆号、清理号以及简牍遗存信息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吴简的采集原貌,为散简的复原整理提供了比较客观、可靠的考古学依据,值得引起吴简研究的重视,而且明确了采集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即由“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组成。从而使孙吴基层财政运作的探讨,建立在簿书所提供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摆脱了过去主要根据简文内容和传统认识对各类简牍进行归类,以零散简牍作为论据的局限性。吴简“襍钱入受簿”和“襍钱承余新入簿”记录的主要是库钱的“收入”,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载录的则主要是库钱的“支出”,孙吴基层财政大致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支”之间以“领”来明确具体的责任,并在收支过程中通过换算实现增殖。由“入受”—“新入”、“承余”—“领收”—“出用”—“余见”组成的库钱收支流程,表明孙吴基层财政收支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进行结算。

王睿在整理了浙江东周至汉晋时期龙窑的资料后指出,从春秋战国、汉代、三国至两晋,龙窑倾斜度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符合窑头倾斜度大而窑尾倾斜度小的规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许卫红等报道了咸阳张闫遗址发掘的5座东汉陶窑,李继鹏报道了在孟津发现的窑址,判断其出土物与朱仓东汉陵园遗址出土建筑构件可对应,分析其当为东汉帝陵及陵园建材产地(《中国文物报》1月29日)。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吴小平、蒋璐从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着手分析了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岭南因素、江东因素、长江中游因素三类瓷器的分布和传播,刘章泽指出四川什邡出土的骰子是印度传入的骰子与中国原有的六博投琼和樗蒲“五木”结合的产物,杨爱国将汉墓中发现的屏风分为三类,指出其明器和生器的差异,指出不同位置的屏风代表了不同的含义,王煜等从雅安卢山汉墓出土的摇钱树座的图像判断其当为昆仑山的表现,与其上钱树构成了昆仑——建木的登天组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5期),路懿菡、郭梅认为定州三盘山汉墓出土错金银青铜伞挺纹饰既表达出汉人对死后灵魂升入仙境的渴望,也展现出汉人心目中对仙境的想象和向往。

  本文对未曾发表的上海博物馆所藏五件盂鼎旧拓本,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包括拓本时代、题跋考釋、题跋作者及其相互关系,乃至拓本的流传。本文引述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记载、书信题跋等史料,就早期盂鼎拓本版本和流传、盂鼎出土后的收藏和流传、与同时出土的另一件盂鼎(小盂鼎)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就其中的两件全形拓, 进行了专门有关青铜器器形拓制的分析和讨论。本文列举的史料证明清道光(1821—1850)中期即有盂鼎拓本的流传。结合上博藏8595与9716拓本的差异,分析了早期“二白”本与后来出现的“三白”本,其变版的时间可能在吴大澂居北京的清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一月。潘祖荫得到盂鼎的时间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得鼎后作《盂鼎歌》,并召集了鉴赏聚会。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盂鼎,习称小盂鼎,其实今天仍无法确定两件盂鼎孰大孰小。此鼎被清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43—1848年)任职岐山的李文翰所获得,李文翰还曾给自己及其儿子起过伯盂的字号。后来此鼎传毁于战火。小盂鼎的拓本流传很少,至今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上博8595与9716拓本,还同时有按器形原大制作的全形拓,气象宏伟,而且是用整张纸拓制的,也是今天所见制作得最为精细,造型准确的较早的青铜器全形拓,对于青铜器全形拓历史及其技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标杆式的意义。  

陵墓

  《保训》所述的早期地中乃由传说中的舜所测得,地在历山,当今河南濮阳一带。其时囿于夷夏东西的政治格局,致使所求之地中更重南、北的取中。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以前的早期圭表均集中于河南濮阳及山西襄汾陶寺一线的纬度地区,为《保训》的记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证据。晚期地中则由商祖上甲微测得,地在河洛有易之地,当今河南嵩山、洛水一带。其时在夏王朝开创的新的政治地理的框架下,地中的求测已不限于南、北的取中,同时也要考虑东、西的取中,从而在九州的基础上形成了四方之中的观念。中国古文献对这一新的地理形势的形成甚至度量,都给予了明确记载,而这种以嵩山为地中的认识世代传承,成为古人固守不移的天地之中。

刘瑞、李毓芳等介绍了秦汉栎阳城遗址出土墓葬,发表了勘探发现的栎阳城遗址二号古城平面图,该城虽东北被石川河冲毁,但面积仍近9平方千米,仅次于汉长安和洛阳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陕西凤翔雍城西侧血池村揭露了大量的祭祀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参考传世文献,该区域当为秦汉时期祭祀天地之畤,是文献中秦国国君、秦始皇及西汉皇帝等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填补了关中地区秦汉祭天礼仪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12月9日)。

 

常德生对河南驻马店发现的永初七年“请雨铭”石刻进行了录文考订,么乃亮、赵楠介绍了东汉魏郡残碑立于东汉延熹至建安之间,可能为冀州土人所立,陈世庆释读出《开母阙铭》中“洪”字,景宏波认为芮城博物馆收藏的“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当为西汉所刻。胡广悦、孙坤对汉代碑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任小行介绍了山东金乡出土的禳盗刻石(《中国文物报》11月15日)。

 

索德浩认为成都老官山M1的墓主为关东豪族景氏。刘翔宇、谢涛认为成都老官山M3和绵阳双包山M2的墓主为汉代的楚地移民,陈立柱认为巢湖放王岗M1的墓主为文献中的荆州刺史柯(《巢湖学院学报》4期)。

 

陈洪梳理秦墓资料后指出,嬴秦贵族多用直肢葬、平民多用屈肢葬的葬式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早、中期后,在变法革新削弱旧传统势力的内因,和外来移民将平民直肢葬带入关中秦地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小型墓中直肢葬大量增加,秦人葬式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考古与文物》2期)。该文发表后,陈洪更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春秋、战国秦和统一秦在渭水、江汉地区的秦墓,重构出土铜器、陶器编年及分期,对秦墓头向问题再做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葬式与社会等级间关系,从考古学上具体而微地阐释了秦人的统一化、秦文化的日益强大化的过程(《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

 

2其他墓葬

  随后的考古发现研究和相关历史资料梳理则直观地表明,吉尔赞喀勒墓地墓葬文化内涵与中亚早期拜火教文化直接关联。本次考古发现意义,第一,是亚欧大陆范围内首次发现距今2500年左右的拜火教遗迹;第二,拜火教起源有波斯或中亚说,这一发现支持了中亚起源说,并有可能把中亚起源地定于塔里木盆地周缘或直接定在帕米尔高原。第三,众多出土文物表明,距今2500年左右。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文明活跃的交流中具有突出的无可替代作用。

陈苏镇据文献记载指出,秦汉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应由殿、室、房、厢、阶、庭等组成,其中殿是最大最重要的空间,殿建于台基之上,南有东西两阶,室位于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室两侧有房,堂两侧有箱。左房向北敞开,有阶。两厢分别向东西敞开,亦有阶。殿前有内外两庭院。内院称庭或中庭,庭前有门,其外有大门(《中国史研究》3期)。刘振东梳理了长安城郊区建筑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汉长安城与郊存在内在联系,礼制建筑及墓葬都分布在城郊,而随着长安城的发展,城内设施亦外溢到郊,逐渐出现城郊一体的倾向(《考古与文物》5期)。晏新志对建章宫太液池出土石鱼和文献所载昆明池内石鲸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建峰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发现,并参考历史地理和城市水利学成果,第一次从考古角度将之前零散的水利考古发现,组织起来开展城市水利研究,探讨不同时期城市水利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城市水利与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保训》保留的这则地中变迁的故事不仅与考古学所反映的早期圭表的发现地点以及晚期地中的地理传承至为吻合,而且可以获得文献史料及天文学传统的多方面佐证。这无论对于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关系的研究,抑或上古文化与夏商都邑的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巍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在全国建立驰道、郡县,为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奠定了基础,而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版》1月12日)。吴春明在梳理“丝绸之路”的概念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后指出,其在提出之初有着必然的时代局限性,而早年考古资料的缺环和跨时空比较研究的不足及传统史学思维的惯性等都制约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探索,指出要重视域外世界自史前以来即已相继传入并深刻影响古代中国的诸经济、技术、思想、文化因素及从古代海外“诸蕃”登陆融合到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等外来文化传播的研究,杨巨平指出丝绸之路和希腊化文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应有的重视,没有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希腊化世界的建立联系起来,没有把丝路重镇、丝路钱币与丝路宗教艺术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中希两大文明的接触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期],杨静以在中国出土的外来玻璃以及受到西方玻璃工艺制作影响的玻璃制品为出发点,阐述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状况。

4壁画墓与壁画墓研究

杨军、王楚宁、徐长青报道了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的相关内容,张存良、巨虹介绍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的相关内容。张瑛从河西汉简中择取“律”性质较明确或自称“律”条文25条,参考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对其内容、属性判断后确定共涉及《汉律》12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黄艳萍探讨了《肩水金关汉简》中所见“燧”的命名原则,焦天然提出作为新莽简判定标准的“”“二十”“三十”“十”等数字的使用始于始建国初年,终于地皇四年新朝结束,“桼”与“斛”不能单独作为新莽时期的断代标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张丽萍、张显成从语义、语音上判断西北汉简中的“慈其”为文献中的“席萁”,为今天所说芨芨草,李婧嵘认为《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书写半数以上简文,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湖南大学学报,秦进才、李艳舒指出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的最早证据,其“城阳十一年”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杨安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八风图”进行重新复原和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范常喜指出马王堆汉墓遣册原释的“白羮”当为“甘羹”,是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

四川广汉清理的2座东汉“永元八年”墓及1座东汉墓中均出土无论数量还是品类都甚为罕见的画像砖,山东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长篇题记(《中国汉画研究》5卷),山西中阳发现1座彩绘汉画像石墓,河南宝丰清理2座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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