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缘由,周恩来如何推动援建

原标题:揭秘:周恩来如何推动援建坦赞铁路

如今40岁上下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坦赞铁路的,中国政府为修建这条铁路付出了沉重代价。于是人们对这条铁路的援建是否值得提出了疑问。当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到底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软驴拉硬屎?”抑或英明一世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此决策上出现了失误? 毛泽东在写给一位非洲领导人的信中说:我们支持了你们;你们也支持了我们。——这大概是一把破解这段历史之谜的钥匙吧。 商业部长向大使表露总统的心迹 1964年12月29日,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正式约见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告诉他,尼雷尔总统希望尽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何英大使迅速将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国内领导人。1965年1月8日,何英按国内指示约见尼雷尔总统,表示我国领导人热烈欢迎他访华。俟后,何英大使回国进行接待准备。正当他试图从以往的接触中揣摩尼雷尔总统访华的意图时,坦桑尼亚政府的商业合作部部长巴布率贸易代表团先期抵达北京。巴布对中国比较友好,何英与他也熟。2月10日两人会见,在例行的礼节之后,何英向巴布询问道: “据你所知,尼雷尔总统访华究竟要谈什么问题呢?” 巴布低头看了一下手,又看了一下翻译,目光直射何英:“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巴布的目光并没有离开何英,他似乎在目测中国政府对此态度。 “尼雷尔总统为什么会想到要中国帮助修建这条铁路呢?”何英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尽可能弄清原委。 巴布部长收回目光,简要说明尼雷尔总统做此决定的情况:去年,坦赞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又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不料苏联政府不加考虑就拒绝了。尼雷尔对此很失望。在遭到各方拒绝后,尼雷尔发誓道: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修成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意义。”巴布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突然放低声音:“在遭到世界银行和苏联政府的拒绝后,我想尼雷尔总统绝不会再去品尝当面遭人拒绝的滋味,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建的方式肯定是婉转的……” 何英赞同地点点头:“中国政府至少会体谅总统的难处。” “这正是我要向您建议的!”巴布像是激动又像是紧张,声调近乎恳求,“如果尼雷尔总统提出援建铁路,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做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地表示有兴趣,研究一下。总统的心再也经不起羞辱了!谢谢,谢谢!” 周恩来拟给非洲朋友一张“中国牌” 何英大使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号称“非洲活档案”的何英,对坦赞铁路的修建情况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踏勘并提出考察报告,认为修建一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是可行的;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显然是带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 周恩来心中大体有数后,再次询问何英:“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修建?” 何英谈了自己的看法,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60年代席卷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经济极为困难,很需要支持和帮助,非洲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广阔天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较早,对华态度一直友好。尼雷尔总统计划开发南部的决心较大,想借此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 “赞比亚的情况怎样?”周恩来撑住腮,浓眉弹动了一下。 何英说道:“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原有的三条铁路是供出海用的,一条通过扎伊尔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南非的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还有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莫桑比克的贝拉和马普托。独立后,这三条铁路相继被封锁或半封锁,只剩下一条通往坦桑尼亚首都的土路,且雨季不能通行,致使运输发生了严重困难,急需修建一条新铁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有意修建,只是苦于经济无援。”何英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周恩来缓缓地点着头,表示对自己部属的赞同。他在笔记上做了几个记号。 很快,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他主管援外工作。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60多公里,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神色平静,望了一阵天花板,估摸着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用这样大的数字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七年、八年、十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见方毅依然紧蹙眉头,周恩来深入地谈着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坦赞铁路一定要修,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 “我们出面修的话,可能对世界震动很大。”方毅回味着周总理的话,心中很有触动。 “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玩一把政治游戏,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 周恩来面色严峻,重重地叹了口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要解囊相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不是如此!你方才说,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那样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实不然,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当然,我们不会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 方毅向周恩来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这仅仅是你我的看法,还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呈报主席、少奇同志审批。我们只是当个参谋。” 尼雷尔向中国求援时曾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1965年2月17日,尼雷尔总统抵京。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发现三张为世界瞩目的面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以及他们三位的夫人。这位43岁好激动的非洲政治家走上前去,握住他们的手,使劲地摇晃,他事先曾准备了许多话,现在只说出了几句问候语。不用翻译,他已从三位领导人脸上的笑容,知道自己受到了厚待。下榻宾馆后,他从外交部提供的资料证实,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同时迎接。 第二天下午,尼雷尔总统在他下榻的钓鱼台18号楼会议厅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除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外,李先念、方毅、张爱萍、乔冠华、何英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精通英语的冀朝铸担任首席翻译。 在尼雷尔谈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国内安全问题后,不喜欢xFD驵碌牧跎倨嬷苯铀档溃骸扒胱芡掣笙绿岢鲂枰xAA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予以考虑。如果我们有困难,我们也会直率地说明。” 尼雷尔把自己想说的话自然地表述出来:“那好,我谈谈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关于发展我国南部问题,我要说得详细些。我国南部是最富有的,也是最不发达的地区。1960年我去美国时,要求世界银行贷款,在南方修建铁路。世界银行说,南部没有什么可开发的,修了铁路没有用处,不给贷款。1961年我访问西德,要求西德克虏伯财团提供援助开发铁矿,他们说南部无交通,开了矿也没有用,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赞比亚没有出海口,卡翁达希望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口。最近赞比亚从英国买了一批武器,到达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后,被扣留了6个月,枪枝都生锈了。所以我对卡翁达说,以后运武器应该通过达累斯萨拉姆。应赞比亚的要求,世界银行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考察团在考察后写了个报告,名义上是经过勘察后写的,其实是在华盛顿就写好的。报告里说,他们不喜欢这条铁路,原因是修这条铁路不经济。但对我国和赞比亚来说,这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 尼雷尔说得很多,在结束这段长话时,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苦衷:“我们要求西方国家援建这条铁路,他们不干;世界银行也不干。苏联帮助阿联修建水坝不可能再承担这项工程。修建这条铁路所需投资很大,而投资的主要部分在坦桑尼亚境内。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 刘少奇答复异常平静:“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 尼雷尔听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恩来察觉到尼雷尔的疑惑,也觉得刘少奇的话过于简单,便补充道:“刘主席已经说过,总统阁下提出的问题可以考虑。马里总统向刘主席提过,要求帮助修一条公路,从马里至阿尔及利亚。他比你们要修的铁路长得多,战略上也重要,我们答应了。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的时间。” 尼雷尔双手举到半空,又落到胸口,紧紧按住,神色激动:“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证实你们的回答之前,我连呼吸都不敢了!” 坦方人员首先笑了。翻译翻译完,中方领导人也笑了起来。 刘少奇说了中国领导人商议好的原则:“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投资大,时间长,分成几年,每年需要的投资就不多了。” 周恩来补充了一些细节:“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你们技术,教会你们如何管理铁路。” 尼雷尔总统没想到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重复了他说过的话:“我再次向阁下声明,我们不希望增加你们太多的困难,我们知道,你们不仅是援助一个国家,而是要援助许多亚非国家,只要你们说有困难,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刘少奇也证实自己的话真实可靠:“我也再次说明,如果这条铁路对你们,对赞比亚是重要的,我们将为你们修建!”同时他也说到另一个问题:“坦赞铁路与赞比亚有关,你们可以同赞比亚商量,我们也可以同赞比亚商量。不管赞比亚持什么态度,我们将尽快派勘察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勘察、选线,然后再进行设计。” 会谈从下午3时半直到6时半,足足用了3个小时。 毛泽东接见尼雷尔开玩笑 19日下午,尼雷尔总统被告知,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一行。虽说毛泽东退居二线,外事活动少了,但内心深处仍有外交激情,非洲兄弟他是执意要见的。他对非洲情有独钟。尼雷尔总统来访前,他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报告的前面加了一页纸,周恩来亲笔写道:“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当否,请批示。”毛泽东同意,并对周恩来说:“恩来,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大国自居。当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你我的感受不会忘记吧?我们要为受援国设身处地想一想啊。”毛泽东念恩,也记“仇”,一辈子不忘。——当坦赞铁路开始实施后,中国也重新回到联合国,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名言:“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据说参加投票的坦桑尼亚代表竟身穿中山装…… 毛泽东起身迎接尼雷尔总统。有两样东西伴随了毛泽东一生:烟和幽默。他的幽默有时比烟还辛辣。但多数只会使气氛轻松。他说道:“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的。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毛泽东喜欢用思辨的语言使来访者常常吃惊。 毛泽东问起去年初在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 在尼雷尔回答之前,周恩来插了一句话:“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那根幽默的神经似被触了一下,顿时发出个笑话。他指着周恩来对尼雷尔总统说:“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解释道:“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他们就这样闲聊了一个小时。 刘少奇替人着想 为尼雷尔总统送行时,刘少奇出于关心,对尼雷尔说了一段话:“你这样‘明目张胆’地与我们来往、接近,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帝国主义要千方百计地搞掉你。你可以讲讲我们的坏话,批评批评我们,这样就可以缓和你的处境。只要我们真心交往、真心友好,即使你们骂我们,我们也不在乎。”这些话倒使尼雷尔感激不尽,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成了“怎么批都不过分”、“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主义”。刘少奇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次会见成了尼雷尔与刘少奇的诀别。 那次送走尼雷尔总统以后,方毅立即向对外经委的司局长们做了传达,并于1965年3月31日向有关部委发出文件。文件中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2月访华期间,要求我援建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工程,并包括对该铁路沿线煤矿的勘察。刘主席和周总理已同意先派专家组去勘探。特此转告,请即着手准备。” 当时有一个初步设想,坦赞铁路全长约1600多公里,其中赞境内为930多公里,赞方计划请日本承建,坦境内的690多公里,由中国承担。仅坦境内的投资,初步估摸,少说也得人民币7亿多元,也就是说,修100公里铁路,约需要一亿元人民币。因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海拔1300多米以上的山脊线,所需设备材料的运输量约83万吨,可谓工程艰巨,投资空前。周恩来仔细算过一笔账,这条路的建设期限大约得10年。大致的进度:勘测设计两年半到3年,施工7年,平均每年铺轨100公里,就是说每年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左右。他指示方毅等人:“现在坦赞铁路可能由中、日两国分别承建,那样的话,我们要把坦桑尼亚境内的工程搞好,使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比它周围的国家搞得更好些,这样一来,此事将在非洲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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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坦赞铁路是中国援助非洲的标志性工程。毛泽东、周恩来从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确立中国大国形象和推动中非友好合作等因素出发,在坦赞两国屡遭拒绝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援建坦赞铁路。在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既要听取相关部门意见,进行行政动员,还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供决策信息;不仅要同坦桑尼亚进行深入接触,还要做赞比亚领导人的工作。在铁路建设阶段,为使铁路符合受援国要求,周恩来指示铁道部派精兵强将进行勘测;在三个国家谈判的关键点,主持攻克了技术难关;筹措国内力量支援铁路建设;加强对援外工人的教育工作。坦赞铁路不仅是实现非洲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自由之路,也铸就了一座中非友好的历史丰碑。

周恩来;坦赞铁路;尼雷尔;卡翁达;中非关系;友好合作;对外援助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

非洲在新中国外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非关系中,坦赞铁路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程。它使非洲国家认识到中国对外援助的“利它”(altruistic)动机和一流的施工技术,戳穿了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种种谎言,为中国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坚定支持,加速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

周恩来是新中国援外工作的奠基人。修建坦赞铁路是周恩来领导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典型实例,在铁路决策和修建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历史背景

修建坦赞铁路的最早设想可追溯到英国殖民时代。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提出了修筑一条贯通非洲南北的“2C”铁路计划,这就是坦赞铁路的最早设想。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原因,“2C”铁路计划沉寂了近50年。 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开始重新关注坦赞铁路,由英国殖民办公室牵头,英美两国共同出资,于1952年进行了最初勘测。勘测报告指出:从工程建造角度看,这一工程没有任何明显困难,是肯定能够修通的。但是“除非对铁路沿线地区进行必要的开发,否则铁路就没有修建价值”。此时,英国出于对各殖民地的分割控制、巩固原有统治秩序的动机,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独立。两国独立后,不仅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独立成果的历史重任,还要继续打击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实现整个非洲的最终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修筑铁路的计划被再次提上日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这条铁路寄予厚望,认为“当铁路建成后,收益的不只是赞比亚国家,坦桑尼亚也能获益。……不仅如此,整个非洲将会因这条铁路而获益,我们获益因为铁路将增强赞比亚,进而增强自由的力量,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将会变得更加便利”(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9年,第32页。)。作为内陆国家的赞比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铜矿是其支柱产业,控制了铜矿的出海通道,就控制了赞比亚。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独立前就设想:要在罗得西亚铁路之外,另寻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铁路,这条铁路始自赞比亚北部,经过新独立的坦桑尼亚,最终到达印度洋。

为解决发展难题,坦、赞两国纷纷向西方求援。世界银行最早参与这一项目,但其结果却令两国失望。世界银行认为,修筑这条铁路不经济,赞比亚可以开发其他通道,拒绝了他们修筑铁路的贷款要求。与此同时,联合国派出的六人赴赞比亚勘测组,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除此之外,坦、赞两国还向美、英等国寻求援助。1964年,两国向英国寻求帮助,但因实力不济,英国迟迟不愿采取行动。1965年9月21日,在美国的推动下,英国与加拿大同意各出资75000英镑,对铁路进行联合勘测,但从此之后,再无下文。坦、赞两国也曾直接向美国寻求帮助。1964年,尼雷尔就向美国驻坦大使馆发出信息,第二年正式向美国国际开发署提出申请,但美国以“从经济角度考察是不值得修建的。至于从政治方面的考虑,同经济方面相似,也是没有必要的”为由,拒绝了其请求。在1966年8月,美国同样以“没有充分的经济和技术理由支持修建这一项目”为由,回绝了赞比亚的请求。在多次遭拒后,尼雷尔开始怀疑西方国家的真实动机:“我一度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好,那个时期认为它最讲道理。但在建设上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呢?它们在援助别的国家进行建设的问题上是很少以慈悲为怀的。”(〔英〕W.E.史密斯:《尼雷尔》,《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7页。)

除了西方国家,尼雷尔还曾向苏联求援。1964年8月,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1965年,尼雷尔亲赴苏联,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坦赞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但是,苏联因阿斯旺水坝分散了自身太多资源也拒绝了他们。屡屡求助无果之后,尼雷尔将希望转向中国。

坦、赞两国摆脱西方控制、巩固民族独立的政策,使它们在西方世界求助无门、四处碰壁;“两霸”重重压力下的中国也急欲寻求战略突破,而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则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不同的境遇,相同的目标,使三个国家逐渐走到了一起。

中国为什么要援建坦赞铁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支援非洲国家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亚非国家共同反帝反修,是中国领导人决定援建坦赞铁路的根本动因。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援助亚非民族国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些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张威:《革命世界主义:以中国援助亚非拉革命运动为视角的考察》,《学术论坛》2007年第11期。)。中国想以此结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抗衡苏美对中国的压力,消除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所造成的孤立感。对于坦赞铁路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意义,外交部的评估报告指出:修建坦赞铁路不仅有利于坦、赞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在中、东非的殖民势力,而且对南非和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外交部非洲司关于拟议中的坦赞铁路问题的外事调研文章》,外交部档案馆藏,108-00649-03。)

(二)坦赞铁路宏大的规模,是促成中国领导人决定援建坦赞铁路的关键条件。

坦赞铁路是非洲战后最长的铁路,宏大的规模给人以震撼。这条铁路修建完成,将不仅是中国国家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象征,更是中国对非洲兑现承诺的标志,必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对此,周恩来有着明确认识,他特别强调:“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能比拟。”(本书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从具体效果看,有国外学者分析说:中国所以承担坦赞铁路这样大规模的援建项目,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中国的援助被超级大国的援助抵消,被“挤出”受援国。台湾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台湾无力承担这样大的项目,这就为大陆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将台湾的影响力“推出”非洲。

二、整合各方力量,推进最终决策

在坦赞铁路的决策阶段,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内,他既要听取相关部门意见,进行行政动员,还要为毛泽东提供决策信息;在国际上,他不仅要同坦桑尼亚进行深入接触,还要做赞比亚领导人的工作。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枢纽作用,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才得以达成。

(一)分析相关信息,做好思想动员。

1965年2月10日,坦桑尼亚商业部长巴布同中国驻坦大使何英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为尼雷尔首次访华做准备,当何英询问尼雷尔访华目的时,巴布专门提出:“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赞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并强调,“如果提出援建坦赞铁路时,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做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地表示有兴趣,研究一下”。(参见张铁珊编着《友谊之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对坦方请求,何英写出详细报告上呈中央,认为“如有可能,中国应该承担这项工程”(参见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周恩来将这一报告下发至相关部门,要求他们研究并提出具体方案,以利中央决策。同时约请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开会,讨论坦赞铁路项目。周恩来首先亮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参见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他询问吕正操:“如果把中国的铁路建设者派到非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能不能完成任务?”吕正操表示:“一定把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派出去!”(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随后,吕正操谈到了内燃机和铁路轨距等技术问题,提请周恩来参考。(参见张铁珊编着《友谊之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第38-39页;《方毅传》,第321页。)坦桑尼亚属东非铁路系统,使用1米轨距,俗称“窄轨”;赞比亚属南非铁路系统,其轨距是1.067米,俗称“米轨”。对拟议中的坦赞铁路,方毅提出了三种不同看法:第一,援建这条铁路,是我国援外工作的一个突破和创举,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应承担;第二,如果连接坦、赞两国的这条铁路都让我们承担,投入的资金过大,担心超过我们的国力;第三,与其援助这样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型项目,那样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对方毅的意见,周恩来认为要强调这条“钢铁运输线”的政治价值,他说:坦赞铁路不仅对坦赞两国意义重大,而且对支援南部非洲解放也会发挥重要作用。经过充分讨论,周恩来提出关于援建坦赞铁路的五点意见。大致内容是:第一,修建坦赞铁路是坦、赞两国的迫切需要,我们应该满足其要求。第二,在财力和技术上我国可以承担。第三,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第四,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不能掉以轻心,而需事先派出精干的专家组进行考察,查明情况,提出对策,妥善安排。第五,如果西方国家又同意援建,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作为一张谈判的王牌,反对它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详见《方毅传》,第322-323页。)会后,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他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赞同。(参见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

(二)与尼雷尔接触,确定坦方援建意向。

1965年2月17日,尼雷尔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2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同尼雷尔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当刘少奇询问尼雷尔还有什么需要时,尼雷尔的助手拉了拉他的衣服,建议尼雷尔提一下坦赞铁路的设想试试。尼雷尔随即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想法。2010年7月笔者采访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张宏喜的记录。这一细节是尼雷尔亲口告诉张宏喜大使的。由于有了先期调研,刘少奇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接着,周恩来补充道:“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解放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时间。”刘少奇坚定地说:“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 周恩来强调说:“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尼雷尔没想到中国领导人会给他这样的答复,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参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第一次会谈记录》(节录)(1965年2月18日),本期第5页。)19日下午,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尼雷尔,当尼雷尔谈到希望中国援建铁路时,毛泽东指出: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坦赞铁路的原则意向就这样达成了。

同年6月初,周恩来对坦桑尼亚进行了首次访问。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一度产生踌躇,表示如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他将和卡翁达总统一起,寻求西方国家援建。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并保证:中国将于八九月间派综合考察组来,对铁路干线及其沿线情况进行勘测。(参见《方毅传》,第325页;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双方还商定要将中国援建的消息公诸于世,以便尼雷尔争取西方援助。会后,周恩来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尽快选派专家赴坦进行考察。访坦期间,周恩来考察了坦桑尼亚原有铁路体系,并提出“坦赞铁路的修筑标准要略高于原有铁路”的指导思想。

回国后,周恩来又同吕正操多次研究了坦赞铁路的援建计划。据吕正操回忆,在谈话中,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援建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指示铁道部要尽快派人赴坦进行勘测。(参见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8月22日,由12名专家组成的勘测组抵达坦桑尼亚,当年12月底就完成了勘测任务,并将报告递交尼雷尔总统。(参见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Tanzania Railway Survey By Chinese”,The Times, Aug 24, 1965.)据勘测报告统计,坦赞铁路约需耗资人民币7.14亿元,所需设备材料运输量约为83万吨。随后,周恩来又和吕正操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援建规划,决定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以及所需机车、车辆、钢轨等的生产,都由我方负责;其中,机车、车辆等由青岛四方厂造;铁路专门人才,由北方交大、上海交大培养。(参见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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