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国民人格,清末民初

原标题:“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清末民初“读本”中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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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瞿骏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

“现代中国”如何形成是一个无比庞大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课题。对此不少既有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形成具有其各种两歧性。简而言之其既具有现代的模样,又不乏传统的影子;既有中国传统的渊源,又有欧风美雨的影响。本章并不处理如此庞大的一个问题,而是希望从一个相对中观的问题即“普通人认知国家的基础常识是如何获得的?”出发来观察“现代中国”形成的一个侧面。而所谓基础常识指的是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强大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一些概念、知识和记忆。它们并不仅仅在精英的世界中广泛传播,并且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

教科书在清末民初拥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

从研究取径上看,既有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其重心多放在转型时代所出版的大量报刊上。这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在清末民初思想媒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而报刊的确对于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只要对报刊的制作、销售、阅读等各种面相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估计和解说报刊的实际影响力。有研究者即指出:在清末民初无论是报纸还是新式期刊的发行量都比较有限。研究已汗牛充栋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在20年代初发行量大约是一万五千份。《申报》大约日销二万五千份,其次是《新闻报》二万份、《时报》一万份,其他报纸发行量皆不到一万份。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新式学堂的涌现、民间书坊的流行、个人编撰出版新教材的风尚,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地渗入新式教科书。辛亥革命后,数次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的新教科书可谓功不可没。

而据笔者考察清末报刊的销量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恐怕也比原来我们估计的要低一些。虽然报刊的影响力并不能仅仅用发行量来判断,但笔者仍然以为研究视野或许应拓展到报刊之外,去考察关于“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还有哪些方式?其中各类“读本”的传播阅读在笔者看来即是非常重要之一种。

教科书为时代亮起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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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廷举办了一次旨在改革教育的“中央教育会议”,新旧两派在会上吵了40天之久,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男女是否可以同校,二是小学是否废止设置读经讲经课。此时,距离废除科举制已有六年。

清末民初“读本”的兴起

最终,教育改革大会在吵闹中闭幕,新旧势力达成了12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可这12条决议尚未付诸实施,辛亥革命的洪流就已淹没了清廷。

在清末民初兴起的读本主要依托于三个重要背景:其一为从清末宪政开始到1911年革命的政治变革;其二为清末的科举改制;第三为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型。

当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可谓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自戊戌变法失败、仕途失意后,张元济将心血投入文化出版事业。早在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全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修订,这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数字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该教材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并影响了其后各种新教材的编撰。

20世纪最初十年清政府的新政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触动乃至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改革。其中宪政改革定立宪时间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立谘议局、在各地推行地方自治。这些举措在很多读书人看来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即如何开民智以培养“立宪国民”的政治常识。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宪政为何物,资政院、谘议局或者地方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甚了了。在上不少人是以“通君民上下之隔”的思路来理解宪政,在下选举舞弊、非议宪政的现象屡见不鲜、由选举资格调查和地方自治推行而起的风潮此起彼伏,因此1909年的学部奏陈才会说“立宪政体期于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后国民知识道德日进,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选举各事,乃能推行尽利”。正是在此潮流下严复、孟森、朱树人、陈宝泉、高步瀛等人纷纷开始编撰各种读本来开民智为立宪做准备。而1911年革命改帝制为共和也催生了一批以传播“共和国政治组织大要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的民众读本。

同一时期,张元济掌门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现代教育的各学科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书中全无“忠君”内容,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为辛亥革命前“震旦暗晦”的时代亮起了许多盏明灯。

同时自戊戌变法开始,清廷开始大幅度改革已近千年的科举制度。最重要的表现为科举考试中策论一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1901年清廷下诏全方位科举改章,策论一门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成为了每一个举人士子必读必考的东西。这一变化虽然仅仅维持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即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嘎然而止,但其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视。周作人在《谈策论》一文就曾略带嘲讽地评说从八股改策论带来的影响:

“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前清从前考试取士用八股文,后来维新了要讲洋务的时候改用策论,……八股文的题目只出在经书里,……策论范围便很大了,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哪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我们小时候学做管仲论、汉高祖论,专门练习舞文弄墨的勾当,对于古代的事情胡乱说惯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也那么地说,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无非启蒙自《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然后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摧枯拉朽,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这种对策论/论说的描述证明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了读书人从阅读形式、学习内容到自我认知理路的巨大转换,这种转换并未因1905年科举废除而停滞,其带来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出版热潮即以“论说”为题目的读本大量出版。这些以“论说”为标题的读本虽然基本都是粗制滥造,大量重复、内容庞杂的策论型文章的汇编,按照它们自夸的话来说即“无非古今历史与夫近今时事相提发挥,或一题一篇,或一题数篇,以示途径”。但却因符合了一般读者尤其是在校学生参考、模仿乃至抄袭的需要而经久不衰。如《最新论说文海》一书1913年初版,1919年18版,到1933年已出到增订26版,而且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有些文章从表面上看已颇不合时宜如《孔子纪念日感言》、《尊孔论》等,但依然能够销行无阻。

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随后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教科书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号召下面世,特意聘请了当时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编辑部长,明确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这套顺应了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加之内容新颖,使得中华书局很快站住了脚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又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

除了宪政推行和科举改革外,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折亦是民众读本兴起的温床。一方面传统童蒙教育被很多趋新读书人认为不合时势,而被冠以许多“污名”。这使得童蒙教育中应使用所谓“浅白读本”的意见甚嚣尘上,《申报》上有论说即认为: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倡明“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以“共和”命名的教科书甫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我国因考试用文字之故,遂以不通俗为主。而初级读本亦用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读八股题目,读八股材料也。若问童子之受益与否,则哑然无以应矣,今夫浅白读本之有益也,余尝以教授童子矣。甲童曰好听好听,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谓好听得意者无他,一闻即解之谓耳,一闻即解故读之有趣味,且记忆亦易,如此则脑筋不劳,无有以为苦事而不愿入塾者。且童子养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书五经乃圣贤道理,如何舍彼读此?答之曰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谓浅白读本非不讲道理之谓,乃句话浅白之谓耳,且直与时为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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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童蒙教育的基本结构由官学、书院、私塾渐渐转向各类学堂,这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让如何规训学童的身体和思想以适应“新学堂”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些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往往会利用教科书。由此不少教科书即直接以“读本”为名,而各种其它类型的“读本”亦成为重要补充。像《国民读本》除了有立宪宣传的功用外,在《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中就明确规定其使用者为“学生”。《国民必读课本》也是如此,其宣讲规定由各地劝学所来进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自称其内容“可充高等小学及初等小学补习科之用,然今日中学校、师范学校学生皆未受共和国民教育,故亦可用为补习课本”,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封面明确表示为“高等小学校用”,而在《初等共和论说指南》中开篇即有《守规则》一课说:“学校之立规则,岂欲压制学生哉?将以检束其身心耳。乃有放纵之徒,不识规则为何物,辄违犯之,身心何由而端正乎?惟善守规则者,无论课业时,游息时,而其举动语言皆无过失。”这些均足见学堂建制与读本出版之间的密切联系。

张元济是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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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

理解现代中国:清末民初“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白话文登陆教科书

在初步了解清末民众读本兴起的背景后,让我们回到这些读本自身。如果将清末民初的读本与当时其他著作或报刊上的言论相比较,其实这批书大致在思想上既无原创性,也无独特性,但却是讨论“一般思想史”的不错材料。因为至少编写读本的那些精英在试图向更多的人传递他们在思考并希望让民众了解的概念、理论与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势必要努力地做到通俗化和简单化(效果如何存疑)。此处即选取清末民初与政治文化基础常识构建密切相关的国家与世界观念来做进一步讨论。

清末时期,上海棋盘街有家彪蒙书室,主人是个钱塘人,名叫施崇恩,他主持编印了大量的白话小学教科书。时人记载,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教材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可惜用白话文译经书触怒了清廷,被下了禁令,彪蒙书室就此夭折。

在清末中国占据主流位置的是一套融合了“主权在民”和“国家至上”观念的混合型国家观。这套国家观打破了原来皇帝、朝廷与国家的紧密结合,降低乃至消解了皇权在整个国家架构中的位置,最终将“国家”抽象出来,成为了新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中就曾把国家比作“公司”,“村市”;朝廷则是“公司之司务所”、“村市之会馆”;而皇帝、官僚则为“总办”、“值理”,因此:

从清末个人自行编制白话教材,到1920年全国范围推行白话文教学,教科书的变革在新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演进。

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1917年,吴研因为中华书局编制的《新式国文教科书》1至8册,其中已有白话文附课。第一套系统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则是在191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相继出版。此后,白话文教材一发不可收拾,众书局竞相编制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希冀借由白话文的平民性和大众性,更广泛和便利地普及国民文化,而白话文课本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也反映了白话文学的成熟。白话文进入教材使得新文学白话语言拥有了“合法地位”。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中,在位君主和一姓王朝基本与国家一体。因此梁启超这套将“朝廷”与“国家”分离的推论方式可谓惊世骇俗,但影响却甚大,这种思路也充分反映在当时的读本里。如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虽然会有一课称“受国家莫大的利益,岂有不思报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爱国四字,为我辈最大的报酬,亦就是我辈最大的责任”。但只要通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明确提倡“忠君”的只有这一课,在“忠君爱国”的旧毡帽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民”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全新政治主体,由此国家与民众在读本里产生了全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要求与以往在“君臣”或“君民”关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这尤其表现在《说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一课上:

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中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

如今我中国的民人有个最不好的习惯,遇着国家有事,就说这是国家的事,不与我民人相干。此等话可算是最糊涂的了。试问民人是何国的民人?国家是何人的国家?若国家的事与民人无干,如何能唤作国民呢?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厉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如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

1932年出版的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一直到70多年之后的2011年,仍然一度成为热销读本而断货,“民国教材被热捧”一时成为报章新闻。

到1911年革命后,摆脱了皇权束缚的读本中讲现代“国家”的内容就更多,甚至用的比喻都与清末类似,如在直隶省出版的一套《共和浅说》中就说:

教科书带来的新观念

共和国家由人民组织而成,所以叫做民国。共和国家的人民都是国家一份子,所以叫做国民。可见人民与国家是万万不能分开的。国家譬如一棵树,人民就是此树的根株枝叶。若无根株枝叶,那里有此树,树已枯槁了。就是有根株枝叶也不能独存。所以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非常密切,国家一切的事就是国民的事。

近代史专家、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育转型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的旧式教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新编教科书风行海内外。像1912年4月出版的风行一时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包括此前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在内,共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

国家观的转化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一层基本底色即对国家富强的渴求和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响应和追随。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除了国家富强和民族主义被凸显外,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世界”观念的兴起。这一观念首先是和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相勾连的。罗志田即指出: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国家”的过程或许大致不错,但同时也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世界”的过程。。从读本来看,不少内容即表现出从“天下”向“世界”转换的痕迹。如商务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谈到“邮政”时就说:

文章来自历史说

往时通信或遣专使,或凭信局,从无国家为之经营者。至邮政既兴,其所及之地既广,传达亦较为妥捷,于是人民心志大通,知识亦因之大进,且不徒偏于己国也。又合万国同盟为之整齐而画一之。一纸音书可以周行世界。

“合万国整齐而画一之”既包含着有中国人怀着“天下一家”的古老理想要“跳入世界流”中去的想象,又消解了以往天下观以中华本土为中心,以夷夏为分界的差序格局。这就使得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在民众读本表现出四条既有相似之处又包含较大差异的理路。

第一,因有“世界”观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与公例是一套无须经过证明即有其正当性的一套言说,由公理、公例为起点,既然泰西诸国依照这些准则来破除迷信,讲求卫生,强调公德,那么这些准则就都成为了趋新人士所提倡的强势话语,通过日复一日地讲述、宣扬和选读渐渐沉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第二,是时传统天下观念里的人类意识与“世界”观念中的普遍文明观相结合,在强调富国强兵的同时,亦常试图以人类主义的普遍性来消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催生了中国人要做“大国民”的意识。

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已在说:“日本人有言,大英雄不如大国民,真是有味之言。大国民三个字不是论国的大小。必须有作大国民的资格,若没有国民的资格,那国虽然大,只好算大国之民,却不能叫做大国民。那国民的资格从何造成呢?必须要受教育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则提出:“文明之民尤重人道,是以能爱己又能爱人,虽外国人犹同胞也。盖国家权利之争有内外,而人道则无内外”。

第三,普遍文明观又会与流行的进化观念相结合,从而让新的“世界”观念中产生了一套对各类国家和人种的等级化想象。这套想象形成了以富强和文明为区隔的另一种“夷夏之辩”,。在这种“夷夏之辨”里,欧美国家及其人物作为富强代表和文明标杆大量出现在读本中。

《中华共和国民读本》就特别辟出六课的篇幅讲解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这一篇幅的量占到了《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的五分之一强。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的广告页上则赫然有《法美宪法正文》、《世界共和国政要》与《美国共和政鍳》等书来作为新建民国的效仿对象与指路明灯。又有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之文明记》的读本里的文章则可能是一个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积“变夷为夏”的典型例证:

欧洲各国进步速率必较他国易达,其脑筋转捩实有特别之灵动在也。不然同一文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写盾的与法人嚣俄,英人丹尼孙及氏庚、德人哥的耶。同一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兰陔、英人弗里孟耶、同一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康德及非希的、黑智尔、秀彭化、英人斯宾塞耶。同一科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麦耶之势力不灭论、英人达尔文之进化论耶。嘻,文明至此可谓达于极点矣。而孰知器械之新发明者有福尔顿之汽船焉,有斯梯芬之汽车焉,有沙米林及高斯之电信焉。其余自显微镜、望远镜、写真术外,概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信、炮火、军舰诸术,更能出奇制胜以竞争于一时。盖武功息而文化开,民智启而物理出。观于千八八三年之三国同盟,千八九五年之两国联合已可得其大概矣。况千八九九年万国和平会更别树一帜于地球之上哉。今也环球交通日新月异,十九世纪之历史诚不能不为欧洲留纪念也。

第四,因另一种“夷夏之辨”产生而让时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焦虑即中国是否有资格包含在“世界”之内?

比如读本中说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广民族而张国权”由此“殖民之说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国华工等“供人奴仆者皆我华人耳”。不过文章到最后,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国何时能够同列强一样去分享占有殖民地。一些读本谈人种知识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红种、澳洲棕种、非洲黑种能与亚洲黄种、欧洲白种同化,如此则“文明之进步不难”,退而求其次则要求“亚洲之黄种与欧洲之白种同化,使“天演之界说悉泯”。但其笔锋一转又固执地认为“三种固不如黄白,而黄种又不如白。”

在这些论述中明显表现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国”这一问题在时人看来是一个尴尬但又不得不去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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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20世纪20年代中叶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过就政治文化常识建构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若能以当时出版的读本来与清末民初的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作一些比较,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由读本带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有更大的帮助,先来看国家观念。

在清末民初的国家观念里,当国家与朝廷相分离,则新的政治主体——国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随之产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国民”极大动摇了传统时代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认同的价值认知即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1896年梁启超已在说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国不如欧西列强正是因为“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而那些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贴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则是“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马相伯则从中西读书人的比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势:

士大夫束发入塾,即为无业游民,不复于工艺有所措意,以致器日苦窳,商业大衰,而利权遂为外洋所夺。不知外人虽贵为天子,亦下执工业,陶冶斤斵,皆躬为之,非特大彼得之入船厂而已。中国古时士人尚执贱业,如嵇康好锻诸事,史传往往言之。唐宋以后,兹事遂希,亦可见世风之变矣。

前引《国民必读》中也特别指出:

人但能尽了自己的责任,就算不枉为一个人。但就我们为民的说,比如士农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尽了自己的职任,于社会就大有益处。古时四民之中最重士,把农工商却看作下等,到文明益进,分业愈多,无论何种职业,全是缺一不可的。

在1912年会文堂出版的一本《中等新论说文范》中有一篇《论士人宜重视实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先将实业悬为国家富强的大标准,由此士农工商“合一”的思路就蕴含在其行文逻辑之内:

实业者,生计之母也。古者伊尹农耕于莘,傅说业工筑于野,胶鬲业商,贩鱼盐于市,以实业为生计。名士优为之。不谓中古以降,士与农工商分途。士不能为农工商,而反仰给于农工商,犹且强为之解曰士贵名也,农工商贱役也。呜呼,自此说出,而士不知有生计,反举农工商之生计而俱困矣。夫实业不一端,而农工商为最大。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士即以农工商诸学为学者也。故穷而在下,固然以农工商为学业而自谋生计,达而在上且以农工商之学业为提倡而共谋生计。士之生计即此农工商之生计也,而为农工商者之不皆称士,则以学不学之别耳。今其言曰,士自为士,农工商自为农工商,则士直一无业之游民,穷不能自谋生计,达亦不能与农工商共谋生计。农工商未得士之益,反而分其力以豢士。其有不因而俱困者耶。顾或犹为之说曰,士亦有专职在。官也、师也,士之职也。

呜呼,以是等不学无术之伪士人,而令其为官,为师,故实业不兴,生计益蹙,民日穷,财日匮,一至于此。今试问欧西各国之政府有如我顽钝无耻之官吏乎?又试问欧西各国之学校有如我滥竽充数之教师乎?彼自文明,我日鄙塞,奚惑乎?彼富而我贫,彼强而我弱也。为今计,当政治革新之始,亟宜举士农工商之途而一之。士之学即农工商之学也,明农工商学乃足以为士。此制一行将必有农业家、工业家、商业家出现于吾国,为民族提倡,夫而后实业与生计盛,而富而强,堂堂中国庶不出欧西各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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