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阎龙池及阎龙池时代的广东,只有教育不

被遗忘的抗战功臣:山西阎锡山晋绥军事集团

民国时期的山西,经济并不发达,经费筹措自然至为不易。如何管理这些经费,使之全部用于教育,并取得最大的效益,也至关重要。对此,阎锡山的办法是将经费的使用权和监管责任具体到部门和个人,并在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防止浪费和贪污之外,阎氏更为关心经费花在哪些方面。山西原来教育基础建设很差,为此,阎氏要求:在保证教职员薪水的前提下,经费必须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改善办学条件和购买教学设备上,除教职员薪水以外的经费,不能全部用作办公费或杂费。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经费使用的指导思想,20年代山西小学总资产的增幅,远远超过了义务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1925年8月,一批教育界人士在参观了山西国民师范附小的校舍后一致认为:“该校校舍均系特建,一切设备大都类似北师大附小布置。全校有18个教室,小学低年级教室均采用美国最新式样建筑,3面黑板一面采光,使学生在教室中多活动地步,并省目力也。全校有男女教员32人,职员2人,一切设备均极完备。”偏远之省的山西国民师范附小,在教学设施上能够媲美京城一流的北师大附小,自然得益于阎氏指导下的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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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治理山西,其要旨是通过教育来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普及国民教育;二是创办职业教育;三是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开通知识为宗旨的社会教育,重点当然在普及国民教育。期间,他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对于“义务教育”,阎氏如此解释:“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阎锡山

阎氏如此重视义务教育,甚至有人称其是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是和他对教育的认识分不开的。他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连最起码的“民主共和为何事”都不了解,因而无力参与政治事务的状况感受很深,并由此得出结论:“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他认为,一个人家的盼望在子弟,一个国家的盼望在学生。“欲使国家的人好,没有不留心于现在的学生的,观察明白现在学生的进步,就可以明白20年后国家的情形。”他还认为,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所以,他要下大气力普及义务教育。

原标题:真实的阎锡山及阎锡山时期的山西

为了抓好义务教育,阎锡山采取了不少举措。上任伊始,他就强调,“强迫教育,既为根本之要政,早办一年,即早收一年之效果。”他专门召集全省各级官吏,表达自己在全省实施强迫教育的意志和决心,并把办义务教育列入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山西省出台的《实行义务教育程序》,不但有详细的阶段时间表,而且分工和责任都明确到了具体的部门和个人。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官员和民众:“人民要想有谋生的本领,非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不可;要想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非入学校不可。所以有子弟的送他入学,是为父母的义务;为区长、村长、闾长的,多设几座学校,就是区长、村长、闾长的义务;为人民的,共摊学款,就是对人群的义务。”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什么钱都可省,唯有教育不能省,“世上万事都可省钱,止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故此钱万万不可吝惜。纵然自家现时没有学生,也断不可出异言,要知学校是永远的,无论谁家将来必有子弟入学。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阎氏治下,山西各县行政开支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最大

由于阎锡山的精心筹划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山西的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创造了空前的奇迹。教育家陶行知曾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自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打算实行义务教育,但只有到了1920年才由教育部制定出明确的在特定时间内各地实行义务教育的步骤……由于近年来政治动乱,上述计划几乎没能执行,唯独山西一省取得了异常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山西当年的义务教育,其实也完全是一种“免费义务教育”。其经费的筹措,并不依靠向学生收学费,而是由政府自辟筹款渠道。阎氏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被人戏称为“阎老西”的阎锡山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他从1912年出任山西督军,到1949年离开山西,主政山西30多年,一度把山西建设成了民国时期全国的模范省。从当时全国看,“同侪之中鲜有出其右者”。阎氏一向以小气抠门精于算计着称,但这个山西老抠也有大气爽快,钱该花就花,绝不含糊的一面。比如他在教育上就很舍得投入,舍得为孩子们上得了学而花钱,办了不少学堂,使山西的义务教育在各省遥遥领先,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普及了四年义务教育的省份。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除了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官员外,他还事必躬亲,对教育的筹款、培养师资、选定课本、调查学童数目等工作,都实实在在地亲自抓。他要求各级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在山西全省造就一种“上学的儿童可爱,失学的儿童可惜”的舆论风气。他还亲自下乡给家长做工作,劝导百姓送子弟上学,并软硬兼施,采取一系列强制处罚措施:“凡学龄儿童暨18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处其家长以l-5元罚金,此项罚金自学龄儿童10岁起每岁迟追加1元;凡有意破坏或阻挠学务暨抗不交纳本地方应行公派担负相当数目之学款者,应呈由知事处以相当之罚金,使其数至多以30元为限。”

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氏驳得更明确:

为了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对师范教育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19年,阎锡山创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要为山西培养合格的“孩子王”。创校之初,学生达到1570人,一律免收学费。学生的制服、伙食、住宿、讲义等费用也都由学校提供。课本费学校补助一半,学习用具等学校补助三分之一。徐向前元帅即为该校第一期学生。阎锡山还自掏腰包办教育。他在其家乡山西忻州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这一切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民国时期的山西,经济并不发达,其义务教育要保证70-80%的入学率,经费筹措自然至为不易。如何管理这些经费,也就更为关键。阎锡山的办法,是将经费的使用权和监管责任具体到部门和个人;并在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

上行下效,在阎锡山治下,山西大部分县政府将办教育当作了全县第一要务。山西省教育厅1933年编印了一份《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其中提到几个县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都在50%以上,最高的忻县达61%。山西义务教育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用于乡村小学的经费,远远多于用于城镇学校的经费。如1920、1921、1922、1924年村立学校经费,各占了全省义务教育总经费的83.6%、87.7%、89.1%、87.9%。到30年代,相似比例仍然得以继续保持。阎氏关注乡村建设的立场与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在阎氏治下,办义务教育成了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阎氏如此告诫各级官吏:“人民要想有谋生的本领,非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不可;要想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非入学校不可。所以有子弟的送他入学,是为父母的义务;为区长、村长、闾长的,多设几座学校,就是区长、村长、闾长的义务;为人民的,共摊学款,就是对人群的义务。世上万事都可省钱,止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故此钱万万不可吝惜,纵然自家现时没有学生,也断不可出异言,要知学校是永远的,无论谁家将来必有子弟入学。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要普及义务教育,最大的难题是经费。既为义务教育,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由政府自辟筹款渠道,而不能向学生收费。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阎氏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各级部门和官吏负责的具体范围是:省立小学由省款支给;县立小学校由县款支给;区立小学除酌由县款略事补助外,其余则由区内各村或依地亩分摊,或依其他标准分配;村立小学则完全由村内地亩分摊或寺庙收入款支付。具体的筹款渠道则包括:1.按地摊款,即按照土地亩数,按不同土地质量标准征收义务教育费用;2.田房交易税,一部分被划作学款之用;3.各乡村社地庙产公产,均可充作乡村教育基金;4.各村小学筹划校产及基金运营获利;5.其他方式,如捐资、征收学谷、荒地公共林木费、炭捐斗捐牲畜捐、商店捐房捐住户捐等。总体而言,前三项是最主要的筹款渠道。当然,因部分地区情况特殊,收学费的现象偶尔存在,但学费被文件限制得很低:“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虽然不收学费,但经费仍然取之于民,无疑增加了民众负担。但山西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模式之先进,在当时仍为教育界所公认。陶行知曾评价说:“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

除了花大力气治理农村,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阎锡山治理山西三十几年,在他之后,政权更迭,山西的省府大员换过不知多少茬,但真正在三晋民众之中代代相传,留下口碑者,唯阎氏一人而已。原因何在?或许,我们从他对山西教育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可以找到答案。

阎锡山一家

为了推行义务教育,阎锡山也使用军阀手段,玩“横”的。穷乡僻壤,找不到校舍,就使用村里的龙王庙。庶民百姓因为担心得罪了龙王爷而群起反对,他就把荷枪实弹的军队开进村庄。百姓口服心不服,行动缓慢不见效。阎锡山急眼了,便使出杀手锏:直接让军官办学,并且下达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两年内必须把学校建起来,建成后军官直接担任该校长。

【编者按】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11年10月领导辛亥太原起义并获得成功,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后历任山西省省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主席等职,执掌山西达38载。1949年太原解放后,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12月随国民党退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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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官方1928年称“入学儿童,男儿只十之八,女儿只十之四”

阎锡山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政府竭力倡导四年义务教育,但一些民众或对义务教育缺乏认知,或是困于家境窘迫,屡有让儿童失学的现象,以至于政府最后不得不借助警察力量。如1930年猗氏县曾向省府建议增设学警,以实行强迫教育。理由是:“查小学教育,即义务教育,亦即强迫教育。但欲实行强迫必须藉普察之力,方能收效。尝见办学人员每次下乡查学,偶有不能了之事,由县派一替察,则立刻可解决。此种情由,并非办学人员不能热心劝导,实由一般人之心理,对于县内警察尚存畏忌,而于办学人员则不免忽视。”而在此前,山西省政府已于1929年1月下令太原市公安局派遣警察,去配合教育部门完成强迫义务教育任务。从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力量这一点上,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日民众对义务教育这一新事物的基本认知;另一方面可见阎氏治下的山西政府确实将普及义务教育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文件兴教”、“口号兴教”者自不必如此劳师动众自找麻烦。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这样的: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每当有人说起这幅漫画,阎锡山都会得意地笑起来,因为他也认为自己就像这幅漫画寓意的那样,精于计算,擅长经济。的确,以治国的理念业治理山西,这是其他军阀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没想到要做的,但阎锡山却做到了。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才能招来学生

1928年12月,山西省教育厅在太原召开小学教育会议,总结10年义务教育的成果、经验与教训。会上,教育厅长陈受中讲道:“自民八而后,即努力于义务教育之普及,十年以来成绩颇有足称;然入学儿童,男儿只十之八,女儿只十之四,普及之功犹未竟也,……无论经费若何竭蹶,进行若何困难,必以全力奔赴之,以竟前功,而奠国基。全省民众亦宜觉悟其必要,予以扶助,使得尽量发展焉。”会议发表的《山西小学教育会议宣言》说道:“要挽救民族危亡,除了普及小学教育,再没有好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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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将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义。这位被阎锡山由太原陆军小学保荐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的15岁的青少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长连升至少校团副的他。在讨冯玉祥国民军的战斗中,由于守天镇指挥有方,一年之内,傅作义由上校团长升到中将师长。这在晋军、晋绥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晋绥军的战斗力就是以傅作义的三十五师及其后来发展为三十五军为典型代表。后来,另起炉灶的傅作义,更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出尽风头。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指挥的五原会战,击毙日本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桥大佐、特务机关长原中佐和五原矿日本籍军事技术人员500人,击毙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大小指挥官50人;毙俘伪蒙军3000人。傅作义本人也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个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他手下的几乎清一色的晋绥籍将领,诸如鲁英麟、董其武、郭景云、杨维垣、孙兰峰、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卫景林等抗战名将,也得到提拔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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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阎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1921年,阎氏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氏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氏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为此,阎氏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则是村民有能力参与村政的前提。

忻县

定襄县

大同县

全年教育经费

122021元

64543元

91789元

占本县该年行政费总开支之比例

61%

50%

57%

君不见,曾经的山西,是“海内最富”。可叹的是,现在的山西,一趟趟列车开进,一趟趟煤车开出,山西已经沦为京津的锅炉房。满清灭亡以来,山西人最认可的“省长”不是别人,正是阎锡山。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陶行知1925年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除动员官员外,筹款、培养师资、选定课本、调查学童数目等工作,阎氏无一不亲自抓。阎氏还亲自下乡劝导民众送子弟上学,给家长做工作:“人人同晓的,一个人家的盼望全在子弟;应当知道,一个国家的盼望全在学生。欲使国家的人好,没有不留心于现在的学生的,观察明白现在学生的进步,就可以明白20年后国家的情形。”并要求各级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在山西全省造就一种“上学的儿童可爱,失学的儿童可惜”的舆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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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

当代中国有“免费义务教育”一说。但无论如何“免费”,学生虽不直接出钱,但县里出钱也好,省里出钱也罢,最终来源仍是民众缴纳的赋税。正如阎锡山当年谈山西义务教育的经费筹措一般:“无论归省办或归县办,其所增加之负担无非取之于民间。”

防止浪费和贪污之外,阎氏更为关心经费花在哪些方面。山西义务教育基础建设很差,为此,阎氏要求:在保证教职员薪水的前提下,经费必须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改善办学条件和购里教学设备上,不能将除教职员薪水以外的经费,全部用作办公费或杂费。因为有这样一种经费使用的倾向,20年代山西小学总资产的增幅,远远超过了义务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1925年8月,一批教育界人士在参观了山西国民师范附小的校舍后一致认为:“该校校舍均系特建,一切设备大都类似北师大附小布置。全校有18个教室,小学低年级教室均采用美国最新式样建筑,3面黑板一面采光,使学生在教室中多活动地步,并省目力也。全校有男女教员32人,职员2人,一切设备均极完备。”偏远之省的山西国民师范附小,在教学设施上能够媲美京城一流的北师大附小,正是得力于阎氏指导下的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偏向。

陶行知

经费使用受到严格监管,尽最大可能将钱花在基建和设备投资上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

“义务教育”概念引入中国的时间很早,早在1904年就进入了国家文件;1912年民国成立,也规定“小学校四年,为义务教育”;1913年教育部还专门制定了《强迫教育办法》……但在阎锡山1918年出台《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之前,这些都只是徒有其名的空头文件。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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