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通过影视剧学历史,幸有后来知己

每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谭伯牛也不例外。在尊崇“游于艺”的他看来,历史研究很难做到绝对客观,但人们可以把控好主观因素,尽其所能把应该弄清楚的细节、人物背景等知识基础做得扎实一点。在采访最后,谭伯牛建议想要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先从兴趣入手,“研究历史开心最重要,如果没有特殊的兴趣,很难把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完整看一遍。”

远在西北,与曾国藩之间有过多次龌龊的左宗棠寄来挽联:

《湘军崛起》一书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有何影响等,上述所谓的“揭秘”,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同时,谭伯牛也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来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以及重要事件,附加详细考证,将真相一一揭示,以此为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原标题:不应通过影视剧学历史

一百五十年后看那段历史,我们会记住他们之间的龌龊,忘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而让这段友谊重见天日的,正是谭伯牛,这是左宗棠、曾国藩之幸。

谈及时隔十年再次修订《湘军崛起》的缘由,谭伯牛坦承2009年初版的《湘军崛起》语言表达稍欠火候,存在一些叙述和逻辑上的纰漏,此次修订不仅在语言表达和历史事实上有所修饰、改正,还增补了许多史料,从最初的近46万字删减到了39万字,修订幅度比较大。

历史曾被人称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个解读者出于自身的目的,偏向于对自身有利的解读。例如孔子为复周礼,将尧舜打扮成谦谦君子,禅让天下。若无《竹书纪年》,恐怕我们也就无从探究历史的另一面。那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历史,以最大限度的恢复其本来面貌?谭伯牛的《战天京》无疑向大家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天京之战时中兴名臣的书信往来、奏摺、笔记等第一手史料,来揣度相互之间的关系,再以历史事件进行验证,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

“影视剧是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人物、情节来吸引观众,跟历史本就是两码事,我们没法用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去要求它。”谭伯牛认为,影视剧只要故事讲得好、画面好看、歌好听,就完成了它的文艺属性,人们本就不应该通过影视剧去学习历史,所以他并不赞同一些“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的说法。“当然影视剧和历史都需要想象力,但应该建立在对历史环境下事实、制度、时代背景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坐在家里看了点影视剧就开始想象。”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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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离不开几位平定太平天国的汉臣。天京一战,汉臣才真真正正获得满清贵族的信任,逐步进入权利中枢,能够左右时局。这一切的布局者是曾国藩,但也不仅仅是曾国藩。如果没有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甚至皇室宗亲肃顺的鼎力相助,所谓“中兴”也必是镜花水月。

谭伯牛长期致力于研究清史,先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等多部著作。此次来郑,谭伯牛带着最新修订的《湘军崛起》,为绿城读者分享了湘军拼搏、崛起的故事。

当一个人被封神,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使我们看不清这个人,先入为主的揣度这个人一切都是美好的,道德上没有瑕疵,人格上魅力无穷。幸好有谭伯牛们,使神走下神坛。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将才,也曾轻敌致败,狼狈求死;也曾功名利禄缠身,并非功成身退无意求名。更会知道左宗棠虽有收复新疆之功,却是一个极品狂傲自大,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之徒。也会知道李鸿章运筹帷幄、圆滑世故,但可同甘不可共苦。这些不是定论,但谭伯牛通过具体事例让读者去感悟,给读者留下无限匹配自身社会经验的思考。

作者:杨丽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窥探人物性格的最佳路径。彼时没有电话、视频,文字是信息传递的最佳载体。谭伯牛聪明的选择了书信、笔记、奏摺这些信息载体,去伪存真,勾勒出了晚清名臣的社会关系网络。幸好他们所处的时代离我们远又不远,远到抽身事外,不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远,是这些资料得以流传,还没有散轶到无影无踪。这是谭伯牛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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